数字经济驱动全球经济发展，呈现出产业融合化、技术革命化、投资成熟化、服务精细化、市场全球化、治理现代化等六大趋势。

“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推动融合性业态形成，新兴产业和平台经济体兴起；技术创新蓄势待发，核心技术突破具有良好条件；投资为数字经济注入活力，引导未来发展方向；在大数据支撑下，服务与消费不断升级；海外并购是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贸易战或将成为常态；网络社会正在崛起，数字经济相关的治理规则体系亟待建设。

当前，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热点。网络变得无处不在，数字类应用服务创新层出不穷，如网络支付、共享单车、网络理财等正深刻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产业升级也带来新的工作机遇，企业业务快速增长，同时积极应对成长的烦恼。

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驱动力量，数字经济正推动传统行业加速互联网进程，并从移动互联网向智能时代转变。

一、产业融合化

全球数字经济面临新一轮的产业革命，已诞生了大量的行业发展机会，很多融合性的业态不断涌现，为产业的大规模爆发提供了机遇。

1、智能时代正在到来。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互联网开启商业化进程，数字经济以信息化、互联网应用为主，电子商务、搜索广告等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2010年后，移动互联网产业蓬勃发展，推动中国互联网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另外，以平台为载体，以数据为驱动，与传统产业广泛融合，全社会积极践行“互联网+”。

如今，数字经济进入了后移动互联网时代，以云网端新一代基础设施为基础，开始全面数字化转型，智能时代产业崛起的序幕正缓缓拉开，尤其是供给端的产品创新极具代表性，新兴的人工智能产业、智能电动汽车产业、工业智能制造等都在快速发展，给业界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2、新兴行业市场的兴起。流量红利时代以后，中国的数字经济市场出现了较大调整，一些新兴行业开始出现快速增长，随着消费者的消费升级和工业改造，新零售、大交通、大文化、大健康等领域都正在不断加速发展。

另外，文化IP成为业内热点，互联网与文化IP的深度融合，出现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经典作品。新兴市场的出现代表了当前数字经济的创新模式，随着产业发展，未来还会继续有新兴的业态出现。

3、平台经济体创新发展。平台经济体是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产物，平台可以带动一大批就业和产业链发展，意义重大。当前除了自然形成的BAT平台以外，还出现了共享经济等新兴平台。

新兴平台更多的是线下和线上场景结合的模式，一方面使消费更加便捷，另一方面促进平台的参与方得到更多利益。目前，信用体制是一个重要问题，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一些新的问题，都在不断解决当中。

当前重大的市场机遇必须依靠创新思维，平台经济也是如此，仍然会继续保持创新发展，也可能会出现完全崭新的平台经济体。

二、技术革命化

产业爆发的重要前提是技术革命。技术突破不了，无从谈起产业发展。比如无人驾驶技术如果产业化，会诞生新的“智能移动空间”场景，很多创新将会出现，有很大的想象空间。

这一轮的模式创新已接近尾声，技术创新暗流涌动。掌握技术才有可能保证战略制高点。

1、自主研发的时机已经到来。虽然面临在暗流中“淹死”的风险，中国企业却已经逃无可逃。依赖引进这条路显然走不通。之前由于存在市场红利，大部分科技企业自主研发的投入动力不足，很多技术都为系统集成技术。

而如今时代已经不同，针对当前的新兴市场，几乎都需要创新的技术来驱动，拥有创新技术的企业会拥有更大的市场机遇，丧失技术优势的企业，就很难去分享新兴市场的蛋糕，在当前的技术迭代时期更是如此。

2、核心技术突破有良好条件。从知识产权的创造方面来说，中国授予专利、申请专利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有效专利保有量已经占世界第三。

当前的新兴技术如人工智能，很可能像曾经的蒸汽机、电力、计算机和互联网一样，对整个人类社会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霍金讲，“在我的一生中，我见证了社会深刻的变化，其中最深刻的，同时也是对人类影响与日俱增的变化，是人工智能的崛起。”

中国有优秀的本土公司和规模庞大的理工人才和庞大的市场，有机会和条件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创新引领者。

3、海外人才回流加速。苹果、亚马逊、谷歌等世界一流公司都是拥有全球的技术人才和汇聚全球的科技智慧，随着中国经济规模增长和科技企业的快速发展，包括硅谷在内的很多优秀人才正在加入中国企业。

很多在海外知名科技企业的科技人员也正在加速回国开创事业，未来国际上的大企业之间的人才流动和一些技术上的合作将会成为常态化，使中国掌握自己的核心技术有了更多的可能。人才全球化也是代表着中国企业的更加自信，也是产业发展阶段决定的。

三、投资成熟化

数字经济走在经济最前沿，最需要资金，也最受资金的青睐。资本的力量不可低估，投资走向也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之一。

1、投资市场不断发展。在产业升级、脱虚入实和流量红利弱化的大背景下，纯靠流量炒作的企业已较难获得投资，随着市场不断成熟，在投资标的选择和产业走势等问题上大部分投资机构都已经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认知。

国内上市、新三板转板和并购市场的发展也为投资退出提供了通道。

企业发展要靠技术、市场和管理，投资机构不仅给予企业资金的支持，在行业情报、市场开拓、商业合作、人才对接、战略制定、次轮融资上更是提供可以给予的支撑。企业家也更加乐于倾听投资机构研究的失败案例的教训和快速做大做强企业的战略战术。

2、挖掘未来的独角兽。投资机构在新能源汽车，智能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方面纷纷开始布局，在各种具有市场爆发的节点处进行研判和注资。

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带来了大量潜在机遇，尤其是消费者的消费观念的改变，工业企业的升级改造等方面均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为独角兽的出现带来了一定的前提。

还有很多创新场景正在不断出现，市场永远在进化当中，投资行业也会不断的发展，投资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活力。

四、服务精细化

数字经济强调个性化、定制化的生产和服务，体现出以人为本的理念，通过大数据全面捕捉用户的需求，提供精准的服务，服务质量得到大幅度提升。

1、数据正在驱动服务创新。企业要获得客户的青睐，就要洞悉客户的需求；要洞悉客户的需求，首先要获取客户的数据，还要有精准的算法。

客户即“上帝”，企业间的竞争，拼的就是谁能掌握网民心理，谁能抓住网民眼球，从而顺利地实现对市场的占有。

数据赋能不断深化，之前数据驱动在数字广告，电商和金融等行业应用较多。但是现在的范围更加广泛，包括内容设计和智慧工业等都正在利用数据来提升效率。

2、客户的心思可以猜。互联网行业靠大数据来“洞察用户心思”已经有十余年的时间，很多算法已经较为成熟，有些互联网产品因此获得极佳的用户体验，获得广泛的用户群体。

随着数据复杂性和用户的争夺难度增大，“用户洞察”也在不断的创新发展。

罗振宇提出依靠大数据的“母爱算法”和“父爱算法”，来满足用户的潜在需求。但不管是母爱还是父爱，都要“润物细无声”。

这一点很重要，有声的推送服务可能会被认为是干扰，即便是“父爱”、“母爱”，消费者也很难接受。

五、市场全球化

在世界史上，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的世界交流曾经获得了较大的成功，但是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科技企业走出去还面临较大的困难，很少有能被发达国家市场广泛接受的情况，但是现在的情况正在发生改变。

1、扩大海外市场是必经之路。中国从1997年开始推动企业“走出去”，二十年过去了，有成绩但效果并不佳，企业的全球性业务不多也不强。

虽然说主要依靠国内市场，腾讯、阿里巴巴也成为全球性大公司，但值得注意的是，两家公司的市值与苹果、亚马逊的差距在拉大，原因之一在于后者面向全球市场，赢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更强。

如今，国内人口红利渐渐消失，互联网又天然具有全球化的特点，“走出去”是必然选择。

2、海外并购实现企业全球化。比如，阿里巴巴旗下蚂蚁金服以8.88亿美元并购美国最大的汇款公司MoneyGram，方便跨境购物、汇款；腾讯以86美元收购收购芬兰游戏开发商Supercell Oy 84.3%股份。

这几笔涉及海外投资并购，尤其是开始触及制造、金融等核心领域，但阻力均被中国企业化解。这为很多企业海外并购开了一个好头。

3、数字贸易战的新常态。在走向强大的道路上，不受到攻击才是不正常的，荷兰、英国、美国的出海与强大，无一不经历残酷的竞争，中国当然不会例外。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摒弃零和博弈的思路，坚持合作共赢的理念，共同制定规则，确定好“航线”，参与数字经济全球治理，促进全球贸易繁荣和各国经济的共同发展。

六、治理现代化

之前的网络社会主要指的是依托诸如社交、论坛、社群等互联网产品形态的网民活动，但随着当今互联网渗透性的增强，各行各业都与互联网有密切的联系，呈现出社会融合。

1、数字经济广泛普惠全民。近年来，各国聚焦数字化发展，纷纷制定数字经济战略，推动数字化转型，范围覆盖了商业创新、生产制造、公共治理、居民就业、教育医疗等各领域，旨在提升国家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如澳大利亚出台的数字经济战略，相当于数字化转型战略，涵盖了教育、医疗、环保、政务等各方面的应用。

数字经济具有普惠化特征，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态，是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2、互联网带来深刻的社会变化。数字经济不仅仅是经济，卡斯特在他的《信息时代三部曲》中已将信息时代的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关系阐释得很清楚。我们关注数字经济，同时也要重视由其带来的社会“整体的质变”和“化学反应”，用“整体论”的思维方式将其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通盘考虑和布局国家数字化转型。

3、数字化治理的复杂性。填补网络空间“规则空白”是一把“硬骨头”，需要政府、企业的共同努力。

世界银行在《2016年世界发展报告——数字红利》中，也强调了非数字配套机制的重要作用，包括加强监管，确保企业相互竞争，营造富有活力的商业环境；加强劳动者技能培训，适应新经济的需求；以及确保问责的体制等。

长期发展效益要受技术演变和经济、社会、治理制度决策的左右。我们要根据中国的国情，积极探索适应数字时代特点的现代治理体系，为国家全面数字化转型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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